崔卫平：思想与乡愁

┃Blessed is the One Reading
┃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思想与乡愁

© 崔卫平／文

　　1945年深秋季节的某天下午，身为英国驻苏联使馆官员的以赛亚·伯林，在列宁格勒造访了出生于沙俄年代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当他在阿赫玛托娃的客厅落座不久，便听到外面院子里有人大喊：“以赛亚！以赛亚！”开始他不能相信会有人在这里喊他，但是到窗前一看，原来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大学生。他当时作为记者在莫斯科工作，临时来到列宁格勒。他遇到的麻烦是需要向旅店侍者说清楚必须将刚买来的鱼子酱放在一些冰上，但是他不会俄文。当他听说在牛津的老同学伯林也在这座城市，经过他人的指点，便潜进了阿赫玛托娃深居其中的这所18世纪建造的老屋，因为不知道伯林在哪个房间，便在院子中央大喊大叫起来。 
　　对于他的突然出现，伯林深为震惊。这本来应该是一次秘密的访问，伯林不能肯定自己的身后是否有尾巴，但是他能够肯定伦道夫这位现任英国首相的儿子，肯定有秘密警察跟着他。在稍微镇定了一下之后，伯林头脑中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一定要阻止这个不知深浅的家伙闯到阿赫玛托娃的屋子里来。他匆匆跑了出去，跟着他的还有陪同前来的苏联批评家奥尔洛夫。当伯林将伦道夫·丘吉尔介绍给同行者时，奥尔洛夫一时怔住了，他的表情由“不知所措变得恐惧”（《个人印象》），继而飞快地逃跑了，从此以后伯林没有再见到这位批评家。 
　　气恼万分的伯林跟着伦道夫来到了他的旅馆，安顿好对方的鱼子酱之后，小心翼翼地给阿赫玛托娃打了一个电话，表示十分道歉并希望能够再见到她。与她那位批评家同胞完全不一样，阿赫玛托娃将一切可能的可怕后果置之度外，她的回答直截了当：“晚上九点我等你。” 
　　此后这场心醉神迷的谈话，是这位“鱼子酱先生”在他舒适的旅馆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新买来的鱼子酱并非不重要，但是，比起两个急于交流的心灵来说，它是多么微不足道，完全像是一个恶作剧。由此引来的谣言有，一个外国代表团正在劝说阿赫玛托娃离开苏联，正在派出一架飞机将阿赫玛托娃带去英国，因为温斯顿·丘吉尔本人是这位诗人的终身崇拜者。当然，不应由不谙此道的伦道夫为这样的传闻负责。但是当他行走在列宁格勒涅夫斯基大街上，当他徜徉在枫丹卡运河堤岸时，他不会产生伯林那样百感交集的心情。当伯林从“作家书店”的“内部售货架”前偶然得知阿赫玛托娃还活在人间，并且自己还可以前往探望时，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像阿赫玛托娃这样的大革命前的诗人，就像是神话传说中的非现实人物。对于伦道夫来说，如果他那天闯进屋里来，仅仅见到一老妇人而已。 
　　阿赫玛托娃，这位1912年便以诗集《黄昏》一跃登上俄罗斯文坛的抒情诗人，被她的同胞誉为“20世纪的萨福”。1917年的革命来到时，她看待世界和艺术的眼光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她不可能随着形势的改变降低自己做人和写作的标准。不仅在艺术上也在道德上，她始终保持了自己原有的品性和水准。在俄罗斯文化和精神遭受劫难的同时，她本人也经受了几乎难以想象的磨难：1921年，她的第一任丈夫、杰出诗人古米廖夫遭枪决；大清洗的1935年，她的儿子与当时的丈夫、小说家普宁同一天被捕，儿子先被判死刑，后改为流放。除了家破人亡，志同道合的诗人朋友们也在周围相继消失，给阿赫玛托娃的心灵带来无比创痛，其中包括她始终对其满怀感情的诗人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曾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抓走1938年这位公认的诗歌天才死于远东集中营之间的辗转途中。但是，悲痛并没有能够压垮这位女诗人的坚强意志，对于命运她始终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略带嘲讽的态度。伯林这样描述他第一眼见到的阿赫玛托娃：“有着阔大的尊严，从容不迫的气度，高贵的头，庄严的举止，和含着巨大悲哀的眼神。”伯林禁不住弯腰行了一个礼，因为他感觉只有这样才符合她“悲剧女王”的身份。 
　　这场谈话进行了大约12个小时，次日，当伯林步行回到自己的旅馆时，差不多中午11点了。对于参加谈话的两个人来说，这都是一场人生中千载难逢的珍贵机遇，阿赫玛托娃向这位自另一个世界来的客人，仔细询问那些流亡的老朋友，仿佛这些人伯林全都认识。幸好，他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阿赫玛托娃去过巴黎。后来在漫长的岁月中，她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也许正因此，她保留了一个逝去时代的全部记忆和完整风范。她从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谈到自己三次不幸的婚姻，谈到她目前的孤独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渐渐地，女神的形象隐退，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对人对事抱有某些嘲讽和恶毒心情的活生生的女性。大约凌晨三点，已经释放归来的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出现过一次，递给伯林一个盛着煮熟了的土豆的盘子，这是这对母子仅有的招待客人的夜餐了。阿赫玛托娃感到非常不安，但是谈兴并未因此而有半点减退。她向年轻的外交官念诵了自己不能发表的诗作。“一切诗和艺术”——她引用曼杰斯塔姆的话来说——都是“乡愁的一种形式”。 
　　为了这次会面，阿赫玛托娃事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的住所被安装了窃听器，作品再次被禁，儿子再次被捕，首席意识形态检察官日丹诺夫在公开的报纸上辱骂她“半是修女、半是妓女”，但是她从未后悔过她写下了五首诗追忆这次会面，其中写到：

　　我早就不喜欢 
　　让人怜悯， 
　　而带着你的一点怜悯之心 
　　走着，犹如体内带着一片阳光。 
　　这就是为何周围闪着霞光。这就是为何我每走一步 
　　都创造一个奇迹。

　　比起女诗人的勇敢无畏来，同样作为白银时代的象征和代表人物——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则显得小心翼翼得多。稍前伯林在莫斯科郊外作家别墅里访问他时，他显得疑虑重重，心神不定，谈话经常被不期然的沉默所打断。如果说，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伯林意外出现，令阿赫玛托娃想起那个逝去的俄罗斯年代，那么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更多地令他回忆起他隔断已久的西方世界，话题更多地集中在帕氏本人对于西方作家的兴趣以及交往上面。自1928年起，俄国的时钟便仿佛停摆了。苏联的百科全书中，提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也就到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一个年长的女邻居插话，说自己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就像被灰烬活埋的庞贝城的人们”，既不知道外界的情况，自己也不被人所知。听到这句话，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有些为难，他立即把话题岔到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那里去。他一直在读普鲁斯特的作品，是一位法国共产党员朋友送给他的。对于正如日中天的萨特、加缪，帕斯捷尔纳克一无所知，甚至连海明威都不知道。他谈到自己正在写的某些东西，认为它们很不一样，但是却没有说出那是什么。而伯林也没有往深里打听。他知道自己该问什么和不该问什么。他深知在这里除了表面看到的东西，还有另一层看不到的生活；除了表面上打交道的规则，还有另外一套看不见的语法。他能够真切地触摸到这种潜在的语法，小心不要逾过他的同胞必须遵循的某些界限。他只是静静地倾听这颗伟大心灵如何感受和表述他自己的世界和周围世界，静静地观察这位气质非凡的人物的言谈举止。对于仍然生活在这里的同胞，他有一种知冷知热、荣辱同担的心情。 
　　他以一种双重眼光来观察和描绘这位日后取得巨大声誉及争议的作家：一方面，这个人具有不同寻常的精神专注力，说话才思汹涌，辞藻华丽，声调缓慢而庄严；但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种“野性”的力量，仿佛是从地心里冒出来的，语词跳跃，意象鲜明并令人激动，强大而不可阻挡。伯林感慨道——有些人只有当他们写作的时候才是个诗人或者散文家，而帕斯捷尔纳克在他生活的一切时刻，都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即使在普通的谈话中也显示了如同他在写作中所做的那样。他认为自己几乎无法描绘这种素质。在他的经验中，只有一个人可以与这种风格相媲美，那就是弗吉尼亚·伍尔芙，那是一种巨大的才华。如何称呼这种才华甚是一种困难，那是一种从看不见的深渊中涌现出来的力量。柏林借用舞蹈家尼任斯基的话，回答人们为什么他能够在空中待那么长时间的说法：“为什么你要马上落到地面？为什么不在你回到地面前在空中多待一会儿？”（《个人印象》）对于这种强大的力量，这种超越了一般世俗规范之后所释放的能量，伯林的欣赏中始终带着一种迷惑。他深知那溢出了他本人的界限，正是他本人所缺少的。 
　　伯林这个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对这种“异己”的人们网开一面。即使早年有过一段短暂的离乱生活，但是他后来基本上是养尊处优，一路顺风，然而也许是命中注定，某种难以理解的深渊般的力量总是在向他招手，挑战那些他熟悉的道路与小小的迷人规则。他情不自禁地向它们俯下身去，倾听其中的古怪词语。当帕斯捷尔纳克从郊区别墅返回莫斯科之后，伯林几乎每周登门拜访一次。帕斯捷尔纳克对他的态度也渐渐放松下来。他发现帕斯捷尔纳克不喜欢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提到这个话题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而视自己为一个“俄国爱国者”，他热爱俄国的一切，虽然从来不用“苏联”这个词，却又准备原谅斯大林政权下的野蛮状态；他将1945年看做黎明前的黑暗时期。他视自己处在俄罗斯人们的精神生活内部，分享着他们的希望、恐惧和梦想，并且成为他们的声音，就像丘特切夫（Tyutchev，1803～1873，俄罗斯诗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勃洛克（Blok，1880～1920，俄罗斯诗人）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不喜欢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尤其是前者，他自认为自己有话要向俄国的统治者说，有些很重要的话只有他能够说。而当帕斯捷尔纳克显示出自己身上的预言气质，他所说的便令伯林感到难以理解，在此之前阿赫玛托娃也表示过不理解帕氏的这些呓语。而在作为“爱国者”这一点上，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有着完全一致之处，她声称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也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伯林还注意到，阿赫玛托娃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与他俩人的私人场合，都没有对于所处的苏联政权有过微词——“但是她的整个生活，正如赫尔岑所指出的，就像所有俄罗斯文学，都是对于俄国现实持续不断的谴责。”伯林写道。 
　　伯林来到苏联本来是要写一份关于苏联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但是在见了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却把这项计划改为“关于1945年最后几个月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文艺状况的笔记”，其中，将阿氏和帕氏看做这个国家仅存的完美代表，后来又称自己深受二位影响。最初见面的十年之后即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多年的心血——《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交给了伯林，并且交代说不惜一切争取在西方出版，这是在他于国内出版多次碰壁之后。1958年这部小说为帕斯捷尔纳克蠃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出于压力，帕氏不得不发表公开声明拒绝这个奖项。 
　　1965年阿赫玛托娃来到英国·在参观了伯林的居所和会面柏林夫人之后，丢下挖苦话，称伯林像“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儿”，这个说法与柏林本人“我总是生活在表层”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不难听出其中都带有“弦外之音”——也就是说，他们都知晓和分享着关于“金丝鸟”或“表面生活”之外的某个生活领域，那个领域有着与之相反的面貌和风格。这便是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面对风暴渴望风暴、处于风暴之中激荡奔腾的传统。在伯林一系列关于俄罗斯思想家的文章中，写得最漂亮的是关于别林斯基。接受风暴又唤起风暴的别林斯基，是作为一面镜子呈现在这位远离故土的“游子”面前。伯林从中读到的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东西，阅读这些东西，朝那个难以用言语来表达深渊般的粗犷并粗暴的领域瞥上一眼，他也打开了自己人性的疆界。那其实也很可能是他本人精神上的出发点，尽管实际上不是。 
　　这是伯林笔下的别林斯基：“单单注视、甚至再创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谓我们由生至死为所包含的‘半透明封袋’，并不足够；你须得沉入生活流变的底层，检看大洋底下海床的结构，查验风来风去与潮起潮落的情形，并且不是为检验而检验（没有谁会不关心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掌握自然力量，以便控驭你的船只，以便冒着无尽的苦难而发挥英雄气概，或者冲着无限重大的横阻困厄，航向目标——真理与社会正义；事实上，你也知道（因为此事无可怀疑）这是唯一本身值得寻觅的目标。逗留表面、耗费心力对其性质与你自己的感受从事精益求精的描述，若非道德的白痴，就是刻意的不道德，即非盲目也是懦夫的谎言，而说谎者终必自毁于谎言。唯真理美好，而且真理永远美好，永远不可能丑怖、毁人、苍白或琐屑。真理亦不在外表上，真理在‘底下’。” 
　　伯林所描绘的别林斯基的这种气质，显然与他本人相去甚远，它们既是他要回避的，也是他难以企及的。在向拉明，贾汉贝格鲁谈及赫尔德的社会观，谈及赫尔德关于人归属于一定的社会、文化、习俗传统时，他举例说可能葡萄牙人法的概念或历史概念，与德国人法的概念或历史概念相似，但是基本上分属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不管这两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多么相似，葡萄牙人在德国总找不到家的感觉。突然他话题一转，冒出一句：“乡愁是所有痛苦中‘最高尚的一种痛苦’。” 如果说，所有思想都产生于某种痛苦（断裂），那么，也可以说从“乡愁”产生的思想，是所有痛苦的思想中最为高尚的或最为中肯的思想。至少，“乡愁”表达了思想的某个出处。称之为“思想”的这种东西，不应该成为在手心中玩弄的“魔方”，为了凑齐某种“花色”而翻来翻去，它们得有些源泉、有所借助、有所关联才是。 
　　与阿赫玛托娃不同寻常的友情，成为伯林生活中的亮点与美谈，但伯林对于上个世纪另外一位杰出女性汉娜·阿伦特却极尽诋毁之词。同样面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灾难进行思考，差别如此之大，个中原因是复杂的，远不止于“消极自由”与“积极生活”之观点上的区分。如果容许不揣冒昧地推测，有关他们作为犹太人各自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乎政治，也关乎文化；既关乎理论，也关乎个人事务。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更容易造成人们之间误解与隔阂。1962年当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见证艾希曼受审，伯林也同样在场。阿伦特对于犹太人组织在大屠杀当中承担责任的批评，激起了犹太社会强烈的抨击，柏林分享了站在阿伦特对立面上人们的立场。他曾经向犹太学者肖勒姆探询关于阿伦特的看法，而肖勒姆恰恰是在这场对于阿伦特的围剿中最为起劲的人。柏林并且表示过，当他早些时候（1941年）见到阿伦特的时候，她是一位激烈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后来她则放弃了这个主张。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改变立场，这是不能容忍的。 
　　显然，同为“背井离乡”的犹太人，阿伦特与伯林的处境有着天壤之别。伯林的犹太人身份不是没有给他带来过麻烦，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和改变他的生活。阿伦特不一样，她因此变得一无所有。从她非常年轻的时候开始，始终感受着一种被排除在外的强烈焦虑。在父辈朋友布鲁门菲尔德的启发下，她很快看穿了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真实处境，并且在做一个“有社会抱负的新贵”，还是“有政治意识的贱民”之间，选择了后者。30年代之后，发生在她眼前和落在她身上的种种变故，令她像一只狂风中惊恐的鸟儿，很长时间不能安定下来。当她的前任丈夫君特·施特恩因为上了黑名单而不得不出逃美国；当她因搜集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反犹言论而被捕；当她得知她的老师海德格尔1933年便不去雅斯贝尔斯家登门拜访（因为他的犹太妻子，雅氏很快被排除在大学高层之外继而提前退休）、得知这个海德格尔不去出席胡塞尔的葬礼；当她从法国的流亡集中营中逃脱，在乡间的村子、草场上躲藏和游荡；当他在马赛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撞见也从集中营里跑出来的丈夫布留歇尔；当他们夫妇与母亲一起等待流亡美国的签证，抵达纽约时兜里还50美元，而他们的好朋友、忧郁而富有才华的作家本雅明因不能过境愤而自杀。所有这些使得她的生活完全改观，没有任何一种传统或现实的力量前来保护她，给她提供保护的屏障。除了犹太人的身份，她赤裸裸地暴露在这个世界上。“中断”（或“断裂”）的经验如此咬啮着她，远远开始于“思想”之前。而现实中的严重断裂，恰恰暴露出历史上的巨大缺口。 
　　因此，当肖勒姆指责阿伦特不爱自己的民族，阿伦特能够说什么呢？她只能说那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又能提供什么呢？在肖勒姆看来，如果是“民族的女儿”，那就意味着一份特殊的责任，即对于犹太人的特殊的忠诚，那几乎是一个命令般的要求。而恰恰是这一点，是阿伦特特别不习惯和不能接受的。这里，倒是用得着伯林的“免于……自由”的理论加以支持，不管这个命令来自何方。换句话说，你不能要求她是一个犹太人，即使她是一个犹太人。 
　　对于阿伦特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去“做”什么；“是”只是一种状态，而只有去“做”才能提供一种说服力。“做”是在一个亮起来的舞台上，是有他人在场，与他人协调地行动，比孤立的默认更为关键。在阿伦特看来，美国《独立宣言》中“我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自明的真理”，其中所拥有的决定性的、权威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不言自明”的真理，而是来自“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是一个言语行动，它产生了新的现实与新的主体。同样，身为“犹太人”，重要的并不是他天然的、不可置疑的那部分，而是他将如何去行动。而这样一种看法，也许包含了对于犹太身份的一种“颠覆”在内。出于同样的立场——不仅对于犹太身份，阿伦特对于她的德国人的身份进行了同样的“颠覆”。1964年，在回答德国电视台记者高斯的访谈时，她称自己与战前欧洲的关系是“只有语言留下来”，她与生于斯、长于斯、受罪于斯的德国的关系，剩下的主要是与德语诗歌的关系。她反复强调将雅斯贝尔斯称作“世界公民”，其中包含了一种自我期许在内。 
　　从这个角度来看，阿伦特仿佛是没有“乡愁”的那种人——不仅是缺乏，而且是避之唯恐不及。“乡愁”这个范畴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天然的关系，意味着那些“所是”而不是“变成为”的东西。对于柏林来说，他的乡愁甚至不只是朝向俄罗斯的，同时也是朝向以色列与英国的，对于这位多元论者的、乖巧机敏的老狐狸来说，这并不矛盾，他把它们都处理得妥妥帖贴，就像在妻子与情人之间分配均匀一样。甚至不必奇怪，为什么他这样做不会有人说他“背叛”。当阿伦特以“思考”人生与行动的支点，她似乎处在一个持续背叛的位置上，处于不间断的分离与颠覆之中，而不是庇荫于任何现成的文化、传统力量之下。 
　　但是没有人会否认——阿伦特全部这些想法，她的出生、她的经历、她的历史之间的深刻联系。她的立场与理论成果，可以看做是对于欧洲那场灾难的回应，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悲惨处境的回答。对她来说，作为犹太人，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事实：不是她不把自己放到犹太人的脉络中去，而是犹太人必须把自己放到当代政治生活的脉络中去，以解决他们的“无世界性”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以参与这个世界的社会政治事务来表明自己是怎样的犹太人，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来改变犹太人的历史命运，以及其他民族和人民的命运。她的这些想法远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十分中肯的。 
　　它也是一种不同的乡愁。用来抵制虚无主义的，是把力量放在人与人之间的地带，是他们之间自由的对话、分享和交流；是他们共同创造出来的世界与身份。在她回德国接受“莱辛奖章”时发表的讲演中，她区分了“brotherhood”与“friendship”——前者用中文来说是“情同手足”，是因为同样“受侮辱与受损害”的处境而造成强烈的认同与团结，比如在同为犹太人之间。但是这种感情不能为不具有这种经历的人们所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从世界中“撤回”的状态。而“friendship”（在这里可以译作“休戚与共”）“并非亲密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提出政治要求，保持着与这个世界的同步”，比如在一个犹太人与一个德国人之间，也可以有这种“休戚与共”，这是一种独立、自由的个人之间敞开性的关系。这并非说，在犹太人之间就不可能造成这种“friendship”，关键是如何去做。 
　　而在伯林与阿赫玛托娃之间，在他与帕斯捷尔纳克之间，不也正是这种基于独立与自由的”friendship”？

　　本文选自《思想与乡愁》，崔卫平／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

往期文章 点击打开

↓ 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总目录